叶圣陶童话集选——

刑侦科学家李昌钰看人生

日期：2009-06-27 作者：李昌钰 来源：《知道——扬州讲坛名家精粹》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

    人生要在平淡之中求进步，要在艰苦中建光辉。著名刑侦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，自小赴美求学和成长的艰辛经历，让他学到许多人生的哲理。本文是作者的采访自述，50年来，他乐此不疲地侦破一个个重案疑案，执着地探寻着世间的真相。
   
艰辛的留学经历
   
    最近在美国我又拿了一项大奖——给不在美国出生的、对社会和世界作出了贡献的美国人的。“其实，我根本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人的一生，就是一次漫长的滑坡。我们的人生都有高有低，不可能一帆风顺，在高的时候绝对不要骄傲，在低的时候也不能气短，只要我们天天好好的努力，每走一步留下一个脚印。”
   
    回想当年，我要到美国念生物化学，很多朋友就跟我讲不可能，从来没有一个警察出身的人，去念这门学科的，而且当时我们在台湾的条件很差，从台湾到美国生活非常艰苦。我开始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工作，每天都工作到半夜，周末还要到餐馆端盘子赚一点生活费用，还要教美国人功夫，因为美国人喜欢你教他功夫。当时我一面工作，一面读书，到半夜，还在打字，打报告，因为我每月只有50美金，所以19美金买的那台打字机，是个toytyper，等于是台玩具打字机。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我很心痛——50美金花掉19美金买打字机。那时候的报告不像今天，报告要打几十页，假如到最后几页，出错了的话，真要自杀了，因为又要重打。大概5年前，突然有人标售我的打字机，在ebay被人4000美金买去了。我太太说：“你真笨啊！你当时买上100架打字机存着，今天我们也发财了。”所以我常常讲：“人生的运气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要坚守理想，永远不要说不。”
   
    我在很短的时间就念完博士了，从硕士到博士只用了一年。很多人说，不可能的事我做到了。当时我是与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、生物化学家奥卓亚一起工作。我很幸运能变成他的学生，他一生只收了3个学生。毕业时，我没能去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，因为那时的毕业典礼需要付钱，所以我是在家里举行的毕业典礼。我的女儿说：“毕业典礼要有一个证人。”所以我把给她的长颈鹿放在旁边，作为我的证人。我毕业了，这是我第一个博士学位。
   
    当然现在我拿博士学位很简单，只要讲演20分钟，马上就拿一个博士学位，再讲20分钟，又拿一个博士学位。我说：“不要了，不要了！”到现在我已经拿了18个博士学位，我一想到我拿第一个博士学位的情景，真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现在我不要了，却拼命给我。这跟星云大师讲的很相像，他说：“人要睁大了眼睛欣赏地球，立定脚跟走向地球，展开双臂拥抱地球，佛光普照享受地球”，这几句话很有哲理。
   
影响美国历史的案件
   
    我的人生经历很简单，就是使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两个礼拜之前我还不会做这个PowerPoint，现在你看我会做了。我花了30分钟的时间学会了它，两年之前我连这个PowerPoint都不会用，现在美国很多人请我教PowerPoint怎么做。每年全世界，大概有三亿个左右的案件，两亿五千万的暴力案件，一亿件的凶杀案。想想多少犯罪，你不管到哪个国家，路上走的老百姓，你假如问他，你最担心的是什么？他们告诉你两件事情：一个是经济，大家都要生活好；第二个就是大家都要生活得安全，就是没有犯罪。所以要及时破案，维持老百姓对社会、对国家的信心。我一生到过42个国家协助破案，从瑞士到以色列到前苏联，参与他们各种案件大概8000多起，很多白天晚上都到现场，看过最残忍的分尸案，也看过很多百万富翁的死亡案件。
   
    “9·11”事件大家知道，当时我正在做警政厅长，我们派了两队的搜救队警犬去救援，同时我亲自领了14个DNA的专家去协助鉴定。然而要问影响美国历史最大的是哪一件？很多人说是我破的案，那在1993年7月22日，美国的白宫掌门人Vincent Foster，他是美国克林顿总统的中学同学、大学同学、法学院同学，有一天在华盛顿的公园发现他死了，一枪打在嘴里。是自杀呢，还是总统谋杀他？当时成立了一个Independent Council调查国会。调查组的成员马上来找我。我说：“很忙，很忙。”结果他们找到我妈妈。所以我就只好到那边去调查，发现他手上有把手枪，他的大拇指在扳机里。很多大学教授与专家学者都说人不可能用拇指打枪，一般人打枪是用食指，但是我们做刑侦的都知道，很多公安的人也都知道，自杀时你用食指自己打自己不可能，是用什么？拇指。同时我们看到拇指这里有火药沾余物，有血，这证明他是自己打的。唯一解释不了的，就是他的眼镜不在眼睛上。你假如戴眼镜的人自己打一枪，眼镜会留在脸上呢，还是会掉在地上？你没有眼镜你怎么知道？英文叫作speculation（推断），人绝对不能推断，不会留，会留？我没有试过，有哪一位要试一试，那就是你最后一次实验了。因为你打了一枪以后，你自己都不知道结果。所以我们不能直接证明，但是间接可以证明，打一枪他眼镜上会有喷溅的血，还有可能沾上皮肤、肌肉，所以这副眼镜就很重要了。当时我要求把眼镜送来给我检验，眼镜送来了，上面没有血，那就可能是被谋杀，被谋杀了以后把眼镜再丢下去的。假如是这个结果，那克林顿就会被罢免了。眼镜虽然没有血，但是眼镜上我找到了指纹粉。我说：“这指纹粉哪里来的？”“是联邦调查局检验的。”我就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，他们却说“不是，不是，我们没有刷指纹粉。”那指纹粉哪里来的呢？原来是公验警察的鉴识人员，他们到现场取证找到眼镜。他们想假如是他自己拿下来应该有自己的指纹，假如是总统夫人跟他拿下来的话，眼镜上就有总统夫人的指纹，假如是克林顿杀了他，拿了眼镜，那就有克林顿的指纹。所以他们刷指纹粉，但是刷了指纹粉，发现上面没有指纹。我在高倍显微镜底下找到什么？找到血、找到皮肤、找到毛发，作了DNA，结果这个就是变成Vincent Foster，所以美国总统之位才保住了。要不然就换了副总统Gore，Gore做了总统，Bush就选不过他，后来的美国总统可能就是Gore，不是Bush，那美国的情势怎么样也没有人知道了，伊拉克仗也许打不成了，也许美金更跌价了。所以他们说李博士你影响到美国跟世界的情势，当时很多报纸讲了关于这件案件的影响力。
   
侦破陈水扁案
   
    当然很多人关心“三一九”陈水扁案，这个案件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案件。这一天3月19日，是最后选举的日子了，陈水扁与吕秀莲当天在台南扫街拜票，警卫人员站在两边，突然吕秀莲说腿痛，一看有血，这是吕秀莲的腿被打了一枪。不一会儿，陈水扁说肚子痛，他一摸有血，医生上去了。这两个伤口、这两张照片是医院照的，伤口已经清理干净了才照的，所以很多专家、学者认为这个没有人会质问是不是枪伤，但还是有人提出这不是枪伤是刀伤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因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玩具，每次都拉同学到水塘里面打水漂，扬州这么多水塘，打水漂打到最后那个水石头怎么样？会在上面跳几次就失去动力，这个子弹打过来，到这里失去动力就跳了两次，所以子弹没有打穿衣服，就在这里停住了。
   
    我到了台湾，察看这两颗子弹、两个弹壳，这子弹一个铜的、一个铅的，这子弹上面没有来复线，因为假如子弹从一个制式手枪打出来的话，好像黑心红心打出来都有来复线，这个来复线，我们就可以鉴定从哪一个枪打出来的。这两个没有来复线，那告诉我们枪管可能是改装的玩具手枪。两个弹壳是不锈钢管“车”的，用车床做的，所以假如能找到这个工具，我们就能知道谁做的。我们检查了很多物证，包括玻璃洞，玻璃上有个洞口，这个告诉我们，大概50多度打过去的，我们做了一些实验：90度、80度、70度、60度、50度、40度、10度，形状都不同。这一个大概是54度打过去的，吕秀莲坐在这边，腿上有一个伤口两点成一直线，我们用相反的激光重建方法，给它成一直线，经过这个玻璃洞到这里，所以射击手就在这当中，这里附近，打了这一枪，并不像证人说是二楼，有的说从那边顶楼打过来的。因为证据会说话，证据告诉我们一定是这样，不可能那样打的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个枪手在金华路，10号到14号当中，这吉普车在行进的时候，这个枪手是瞄准着这里打枪的，打完了吉普车继续向前走，这个枪手的第一颗子弹退壳、退膛，第二颗子弹上膛打了第二枪，就正好打到陈水扁的肚皮。然而，你假如真正要杀他不会打肚子的，一定会打头，所以这个很明显的。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样的案件，但是是谁？我们就是用弹追枪，用枪追人，怎么样追呢？在台湾5年之内就有4678件玩具枪的案件，把这些案件通通调出来一件一件检查，发现52件是同样的痕迹。这告诉我们这52件玩具枪案是一个人做的，同样的工具，从这52件案中，我们就追到一个叫唐守义的，他在工厂里面，工具跟蓝图就跟这个枪一样。这个案件后来他也做了个交代，第53支卖给谁，他都有记录。其中一支卖给一个姓吴的，姓吴的又转卖了第四手到了一个姓陈的那里，那我们作为物证，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了。
   
    二十一世纪破案有了更多新的方法，我最后要强调，人生要在平淡之中求进步，要在艰苦中建其光辉。人生要在和谐之中求发展，要在努力中建其希望。人生要在安定中求富足，锻炼中建其庄严。沉默中求其智慧，在活跃中见其宏愿。
   
    （李昌钰）
   
    摘自《知道——扬州讲坛名家精粹》 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  2009年4月版

 转自凤凰网

甲型流感大流行可能感染4亿人

中国又一年的高考刚刚结束，一所中学百名高考生撕毁课本发泄的视频已经在网络疯传，经媒体广泛报道后争议不断。之前各地高考作文题也引发“没水准”、“不够公平”的议论。这每到炎炎夏日就会上演的一幕幕场景，实实在在地告诉人们：“高考热”继续延烧，社会关注有增无减。看来，“高考”这个特定的词汇，仍然牵动着许多不能承受的重。

　　两个月前在中国公映的一部电影直接取名为《高考1977》，描写一群在东北农场插队的上海知青的经历，映射出恢复高考制度的特殊时代背景。电影的首映式安排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，似别有深意。这部作为中国建国60周年献礼的影片，本身情节不够强、歌颂多于反思的主旋律定势，构成最大的硬伤。然而，无论如何，《高考1977》的片名，就足以勾起一代人的历史记忆。作为体制的参与者和受体制影响的个体，每个人都拥有发言权，在集体的共性之中，总能够找到个人的独特感受和经历。一个个故事，组成国家的演变历程。从1977年到2009年，转瞬32年，而这正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，国力日益强盛，也是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。高考，俨然就是中国变革的一个缩影。

　　32个年头，对千千万万经历其间的人来说，高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一次考试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？有多少人从乡下到了城里开创事业版图；又有多少人或与高考擦肩而过，或走不过失败的独木桥，失意终生？这又何止是学校里的考试？社会的不同利益阶层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渗入，借助高考设计原理上本属平等的平台，完成不等价的交换。有权力者可以在高考从考试入学的每个环节，让自己的孩子顶替优秀生长驱直入。高考是公平的，但牵涉到的繁复环节，却有可能千疮百孔。

　　类似高考这样的考试，很多国家都有，但特殊的国情和社会现实，又使得高考被赋予很鲜明的“中国特色”。从1966年6月中国终止高等院校的招生制度，到1977年10月恢复高等院校招生制度；从1977年全国报考人数570万录取27万，录取率不到5%，到1999年起高校大规模扩招，再到2008年高考录取人数就高达600万，录取率达到57%。枯燥的数字却最让人触目惊心。

　　同样是高考，年代变了，场景变了，心境也变了。看《高考1977》时，亲身经历过那年高考或那段岁月的父亲母亲们，竟会无声地啜泣；一个80后的白领写道：下午父亲给我发来个短信，说他看得泪流满面。我活了20多年从没见他哭过。父亲提起往事总是后悔，他没能珍惜那年的机会，结果做了一辈子工人。可是，不少80后、90后的年轻一辈，看着电影里的人物和对话时却不时暴笑。不过30年前，他们的父母辈就如影片里那样，付出艰辛代价幸运地获得准许考试的公章，冰天雪地里坐着拖拉机赶考；而他们自己，却少有感受读书与求知的乐趣与价值。

　　正如数字的巨大反差一样，高考的滋味也相差甚远，就连“金榜题名”时刻的欣喜，也掺杂了更多说不清的复杂味道。贫困山区的父母们想着怎么砸锅卖铁凑齐高额学费，城里的酒店餐馆早就严阵以待一席又一席谢师宴。得意者盘算着如何在大学里翘课混日子，尽情耍乐，居安思危的已经准备好埋首托福、GRE，或计划着考公务员、读研，因为现实明摆着：高考只是无数考试的其中一个，现今大学毕业或许就等同失业，总理都发话了，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。

　　对于上一辈人来讲，高考的分量实在很重，那是时代变迁中足以颠覆个体命运和民族命运的时刻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高考的分量仍然很重，但不关乎那些不属于他们记忆的创痛与伤疤。有时，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捞起这根“救命稻草”，或者如何摆脱这道“紧箍咒”。他们辛苦的付出，有时不再是学习知识，而只是为了获取踏入社会的一块结实点的垫脚石。

　　高考从形式到内容也不断在变，读书人的责任与信仰，理想与豪情，在现实环境面前似乎越来越难寻觅，也越来越不堪一击。高考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越来越世俗化了，作文考题考的是从流行歌曲阐发议论，父母们计较着高校薪酬排行榜为子女决定报考志愿，每个人的命运又被高考改变了多少？高考，如同一道深重的魔咒，改变了无数人，也无声地改变了社会形态。

　　今天的莘莘学子走着他们选择的路，高考，工作，结婚，供房，生子，然后准备下一代的高考。他们不是没有怀疑，可在现实面前就只得随大流继续激情缺失的高考。伴随着属于高考1977的那个年代，已经一去不回。尽管高考一如既往地热闹、牵动人心，却隐隐弥漫着一种失落的气息。

看了两张不同的画,觉得别有风味.生活中开心的事情太多了，静心读书、欣赏也是一种幸福.

绘画造型来说,中西方都讲究的,用笔上国内重视的点线.西方有色块,更重视面.